[摘要]以海德格尔的技术现象学思想为切人点，高技术的本性可以理解为三个命题：首先，技术是去蔽，这源自于技术的源初本性；其次，高技术是构架，因为去蔽在现代技术中显现为构架；最后，高技术作为危险需要艺术来拯救，因为作为构架的技术带来了技术的危险，而艺术（诗）和思想能克服此危险。以此，我们跟从思想的道路自身去沉思当代高技术的挑战。

　　[关键词]高技术；去蔽；构架；危险；拯救

　　当前关于高技术的探讨是哲学以及科学研究的热点所在，因此沉思高技术凸显为思想自身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来沉思高技术呢？笔者认为可以用海德格尔技术现象学思想作为切入点，因为基于现象学的视域，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西方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在此，这种沉思就不是简单照搬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虔诚地以思想自身的道路来指引我们，并以此为契机使高技术的本性向我们敞开，从而在当下更好地应对高技术对我们提出的挑战。

　　一、技术作为去蔽

　　在此，我们必须分析技术一词从而对技术现象进行语言上的区分。在中国，技和术的意义是一致的，它主要是人用手直接或间接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而西方对技术的定义有广狭两义，一般把广义的技术活动当作是一种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而把狭义的技术定义为二种：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上述两种对技术的规定可以被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这种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无疑是正确的。甚至对现代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高技术）也是适用的。但正确的并不意味着真实，因为正确只代表着对眼前所讨论的东西是合适的。“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种从其本性来看关涉于我们的关系中”。由此可见，这种对技术的工具的和人类学的形而上学规定只是符合论意义上的，换言之，它只是对技术进行了限定，但没有追问技术的工具性何以可能，因此这种日常态度遮蔽了技术的本性。同时，技术的本性还被理论态度所遮蔽，而这种遮蔽在西方历史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开始对产生现代技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上，技术的本性被日常态度和理论态度所遮蔽，那么如何将技术的源初本性显现出来呢？

　　海德格尔通过技术的工具论追问了工具的工具性，由此他回顾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四因”是原因的四种样式，分别为：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以银匠制作银为例来说明，则是：银匠制作银盘（此为目的因）是根据一模型（此为形式因）来处理（此为动力因）银（此为质料因）。其中银匠的处理、制作是最重要的，动力因以决定性的方式规定着其他三者。这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尤其明显，动力因甚至取代了其他三种原因。从此，四因说被广泛采用，仿佛成了一个自明的东西。然而，“为何恰好是四个原因呢？联系上述四种，根本上何谓‘原因’呢？何以四原因的原因特性如此统一地得到规定，以至于它们是共属一体的？”因此，海德格尔通过对希腊思想中原因（aition，它指导致另一东西的那个东西）的追问，从而认为四原因乃是本身共属一体的导致方式。这样，原因回溯到了“导致”（Verschulden），四因成为四种导致方式。而作为原因本性的导致成了让使之开始，而让使之开始是poiasis，即生产。此生产本源的就是去蔽（dasEntbergen），凭借于它让的能力。在此，将技术的本性与去蔽联系起来仿佛是一种武断，为此海德格尔让我们回顾了一个希腊词techne（技艺），技术（Technik）即源于它。而“技艺（Technikon）从属于生产，属于poiesis，它是某种诗意的”。因此，技艺在希腊语中的主要意思不是制造和操作，而是“去蔽”（alethEia），是“带上前来”（Her－vor－bringen），是让存在，也就是保存和守护物的敞开。

　　此外，海德格尔强调techne（技艺）除了是一种敞开方式外，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知道。这种知道不是理论认识，而是意味着完全熟悉它，是对某物的理解和精通。在此，海德格尔特别钟情于风车、拱桥和壶等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这种知道也即显现，因此属于去蔽。由此，“谁建造屋子或轮船或者锻造一只银盘，他就在四种让使之开始的方式中揭示了那有待生产的东西。这种揭示以完成了的物的视角来预先聚集船或者屋子的外观和形式，而且从这种聚集来决定它的制作方式。”因此，在techne（技艺）中起决定意义的不是制作，而是去蔽意义上的知道。所以说技术的本性不再属于人，不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合目的的制作，而是属于本源的真理领域。

　　二、高技术作为构架

　　在此，人们也许又产生了疑问：但技术的本性作为去蔽对现代技术（这里的现代是广义的现代）是否同样有效呢？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性也是去蔽，只是这种去蔽不再是poiesis（生产）意义上的生产，而是显现为设定（bestellen）。因为现代的技术不再是让存在，而是对存在的挑战和采掘；不再是为了存在者自身目的的去蔽，而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目的的设定。但是，在这里去蔽并没有消失，也没有流失于不确定之中，相反它成了控制和保障，而控制和保障是设定的方式。在此技术时代，一切存在者要么是可被利用和控制的客体，要么是利用和控制客体的主体，作为去蔽方式的技术把存在者揭示为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源。正是在此，去蔽作为现代技术的本性显现为设定，此设定被海德格尔用“构架”（Gestell）一词来特别标明。　构架的德文是Gestell，海德格尔对此的使用一方面是受了荣格gestalt的影响，另一方面ge－的前缀在德语中是用来表示聚集的，因此正像聚集群山的山脉，构架聚集了那所有被设定的，也就是说构架将所有物都设定为原材料。海德格尔以构架来标示现代技术的本性，但这个本性不是形而上学含义上的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即不是种类意义上的本性，而是一种去蔽方式，即挑战（Herausfordern）着的去蔽方式。“贯通现代技术的去蔽具有挑战意义上的设立之特征。这种挑战的发生在于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储存，被储存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开发，改变，储存，分配和转换都是去蔽的方式，这种去蔽决不会简单地结束。”如农民先前耕作还意味着照料和守护，因为在播利一时它将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守护着种子的发育：但现在田地的耕作也在设置的控制下成为了机械化的食品工业。

　　因此，构架作为高技术的本性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也不是各种技术设备，而是现实事物作为构成者而自行去蔽的方式。但构成者却值得深思：“它到处被定做了去站立于一位置，亦即去站立，以其自身对于另外的定做是可定做的。如此被定做的拥有它自 身的定位，我们称它为构成者（Bestand）。”在古希腊，“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感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的人。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不如说，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是被自行开启者向着在场而在它那里聚集起来的东西。被存在者所直观，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被推人其对立面之中并且由其分裂标识出来——这就是在伟大的希腊时代中的人的本性。所以为了完成他的本性，希腊人必须把自行开启者聚集和拯救人它的敞开性之中，接纳和保存于它的敞开性之中，并且始终遭受着所有自身分裂的混乱。”在此，海德格尔认为这也就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而这也是构成者出现的前提条件。而后中世纪的“存在者乃是受造物，是作为最高原因的人格性的创世的上帝的造物。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着：归属于造物原则的某个特定等级，并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于创造因。”而现在的存在者成为了构成者，构成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们是某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中的一个个环节，只有将之纳入这个系统它才能得到揭示。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被具有制造能力的人设定而言，它才是存在着的。

　　海德格尔的构架意味着定做的、设定的聚集，而这种聚集自身是世界整体的特征。因为“世界和构架之间的关系又可鉴于存在来解释。‘世界是存在的本性的真髓。构架是存在的真理的完成了的遗忘。同一，亦即那存在于自身区分的本性，从自身出发便是于对立之中，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即世界以遮蔽的方式将自身撤离到构架中去。’虽然世界和构架都是存在的样式，但前者在后者中被遗忘，而后者遮盖了前者。”由此，构架自身就是存在的真理，只是技术世界的真理表现为挑战意义上的去蔽。而这种去蔽保留着遮蔽，正如物和世界的去蔽中包含着遮蔽一样——物不是显现为物，而是待用的资源；世界也不显现为世界，而是转换和消耗这些资源的统一的系统。因此，此在的世界（那是与此在相互归属的世界，它虽然涵括了一切存在者，且一并整个地涵括着此在，但它是归属于此在的）被遮蔽了。世界被遮蔽表明人也不再作为此在而活动，在构架的世界形态中，人的本性也被遮蔽了。而在此遮蔽中，技术的危险向我们走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危险不是说技术就是危险（die Gefahr），技术与危险不是等同的关系；也不是说危险属于技术，技术与危险也不是属于的关系。技术的危险要说的是技术的本性就是危险。因为“构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这里的危险即：构架在敞开了一种可能性的同时遮蔽了其他的可能性，这种危险归属于去蔽本身。而作为去蔽的构架也必然有这种危险，并且就是这种危险本身。这种危险相关于人的存在，因为今天人类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即他的本性）：构架作为技术时代的存在形态，挑战着人，要人以定做的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去蔽。因此构架不仅在人与其自身和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上危害着人，更为严重的是它威胁着人与存在的本源关系。

　　如上所述，技术可分为古代技术（主要是一般技术）和现代技术（主要指高技术），但在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转换中，人的身体失去了在其中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高技术中，人将自己的身体和智力都转让给了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高技术的本性已不是传统的技艺，也不只是人的工具和手段；它成为了技术化，成为了技术主义，也由此成为了我们时代的规定。这样一种规定正是通过设定而实现的。这表现在：高技术当然设定了自然，高技术也设定了人自身，高技术还从根本上设定了思想，形成了虚拟世界。

　　三、高技术的危险和拯救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DasRettende）。”在此，拯救意味着救度，使之自由，保真。“这种作为危险和拯救的技术在根本上说是难以言说的‘谜’。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看到，技术本身不能带来拯救，而只有对技术本质的‘反思，才会提供前途。”构架并不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它本身是一个要求，一种天命。此天命是历史性的，但历史性不能从历史学来理解，因为所有的历史（Geschichte）都是此在的命运（Schieksal）的聚集，是存在之天命（Geschick）（i）的派送（schicken）。人的行为之所以是历史性的，就在于他应合了存在天命（Geschick）的派送。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单纯的支持或反对高技术来获救，对拯救出现的准备，需要我们再度去沉思高技术的本性。尽管构架在揭示物和世界的同时也遮蔽了它们，甚至这种去蔽本身也被遮蔽了，从而那给予敞开状态的无蔽本身也被遮蔽了；但这种遮蔽并不源于人的无能，而是存在自身的有限性。因而这种遮蔽本身归属于伟大，它是宝藏，这未思考的宝藏也正是值得去思考的东西，因此现在转入那依然还未思考的无蔽状态（die－UnverborgenhEit）。

　　海德格尔将这种无蔽状态理解为给予者（das－Gew hrende），“如果在构架中出现了特定的无蔽状态，如果各种无蔽状态中都有某种东西起给予作用，那么这个给予者的观念就需要加以思考的了。就是说，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根据其与真理的关系来思索人，这乃是海德格尔的持久的努力。这种思索可以帮助弥补由于单纯的定做和对构成者的掌握而造成的人的本性的丧失。”这也就是说现在开始思索那在构架中被遮蔽的无蔽状态本身了，而这作为给予者的无蔽本身正是拯救。“因为这种拯救让人观入他的本性的最高尊严并且逗留其中。这种最高尊严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假如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着手去留意技术之本性，那么，恰恰在构架中——此构架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去蔽方式的定做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其自由本性的危险之中——恰恰在这种最极端的危险中，人对于给予者的最紧密的、不可摧毁的归属性显露出来了。”“因此构架一方面遮蔽了那作为给予者的无蔽本身，另一方面这无蔽本身作为尚未思考的召唤着思想，因而显现为拯救的可能。然而对这拯救力量的守护，需要我们转变对存在者的理解方式。如果我们还是把存在者理解为构成者而对之设定，那我们就还停留在构架的控制中，错过了这个拯救的可能。 同时，人不可能通过摧毁设备来阻止高技术的进程。事实上，人是越来越陷入高技术的桎梏中了。但“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

　　斥其对我们的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的生命本性的压迫，扰乱和荒芜。”这种对技术对象既说“是”又说“不”的态度，就是对物的泰然让之（die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然而这种态度极易被人误解为消极，在此它并非只是逆来顺受，而意味着让存在。这种让存在包括了期待、倾听和应合，即积极地接受那所给予我们的。对物的泰然让之，让存在也就是polfisls意义上的生产，这也是技术所从之出的techne的本义。因此，海德格尔要求我们走向相关于技术的艺术，在艺术领域思考技术的本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艺术与技术相关，两者都是真理事件，都是让存在者存在的方式，另一方面，艺术使那种非表象性，非计算性的沉思成为可能。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应答的、感谢的思想和诗中去经验高技术的本性。

　　综上，海德格尔指出了高技术就是危险，由此他建议我们必须从表象性、计算性的思想中退回到应答的、感谢的思想，在更本源的领域思考自己的本性来建立人与技术之间本源的关系。而这是转折过程的开始，此种转折可以由艺术来完成。此转折由此是语言性的，而此语言可区分为技术语言（信息）和诗意语言。在此，高技术的克服是技术语言向诗意语言的回归，这里的诗意不再是设立（给予尺度），而是接受尺度，即倾听存在和语言的道说。但这“并不是要放弃技术和技术语言，而是要让技术语言限制在技术之领域，不要越出技术而无端外推与泛化，从而使语言技术化。”而此语言性的经验在根本上是源于存在的呼声。此存在的呼声要求我们对高技术进行现实批判，这意味着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在海德格尔之后继续追问：高技术的危险的当代形态何在，如何克服此种危险。对当代的现实而言。高技术已经作为欲望、技术和智慧三者游戏的一个环节，因而高技术的危险也展现出新的形态（如克隆，避孕，堕胎，安乐死等问题）。在此，克服高技术的危险有三种可能途径：一是让物存在，即诗意的态度；二是用技术克服技术；三是用艺术克服技术，但在此要注意当代艺术的技术化以及如何反对技术化的艺术。由此，高技术的边界就表现在技术与自然（生态问题）、技术与人（如克隆，安乐死等问题）的关系上。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现代高技术应用尺度的限制与放开，从而使高技术与自然、高技术与人达成新的生态性的和谐。